顾城海外生活的诚实记录——《半梦》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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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10年秋,《顾城海外遗集》六卷九册已初步辑录编成,“散文卷”《半梦》为末卷,顾城姐姐顾乡女士校读补注,在结尾处加写长注,回顾“十四天”之后与李英的接触。至2011年秋天,各卷陆续送审发排。本人持本卷和《小说卷》登门请文昕女士校看,细审与她相关的部分;病中的文昕很感慨,从不想谈顾城,到一发不可收的旧事重谈,到接受纪录片采访,我还和她做了个关于“最后的顾城”的对话,增补再版了她的《顾城绝命之谜》。由此,本人对顾城的探究,从文本延伸到他的周边,甚至拟探询如何联系李英女士及顾彬先生。于是,这套丛书在一个呼之欲出的关口,迁延下来,一搁一年,随即又是一年。经历了顾城和谢烨离世二十周年的2013年,2014年晚夏得知李英女士去世的消息,2016年底文昕也离开这个世界。三四年间,“小说卷”“诗歌卷”“哲学卷”先后出版,每卷编后记都写得很审慎;“演讲卷”“访谈卷”审校工作多有反复,个人工作也几度变动,全六卷同时出版的想法已放弃,但让它们完整出版依然是努力所在。


这一篇编后记,很早动笔,从北京写到上海、到杭州、到重庆,再写回北京,从书桌前写到列车上、饭桌边,甚至地铁里,时日甚长,而心意未惬,但这一过程,已多了不少对顾城、对顾城亲朋,对生命本体及现实存在的沧桑感。

本卷依据内容分为“忆往”“纪事”“随感”“散谈”“书简及日记”五类,按作者所写内容的年代次序编排,从童年记事起,到遗书止。通读下来,称其为一部顾城自传不差,参照其他五卷——“诗歌卷(上、下”(已出)、“讲演答问卷”“对话访谈卷(上、下)”“小说卷”(已出)、“哲学卷”(已出),这一“传记”读来很别致。如果说,顾城的诗是他生命历程一个一个眼神一亮的瞬间感受和印记,是许多天启时刻在纸面上烙印的闪光点,小说是他试图把其中一些有意味的原点分解、化开、再精心构造出的一段一段心思和颖悟,讲演和访谈(含哲学)是他走到人群里,与人交流的心得体会;这一大卷散文,就是他的生活本身,是他生命轨迹的诚实记录,也是串联其他著作的内在血脉。

 

1

 

生活里的顾城,并非别一个顾城,而是在苦干、猛干,其实很能干。


《养鸡岁月》就是这样一个纪事。据1993年1月1日顾城夫妇在法国与友人谈话录音,谢烨表示过:“我现在写那个养鸡的故事,因为那故事特长,我得一段一段写。”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1993年)10月4日星期一”记顾城和谢烨谈《养鸡岁月》的写作,写有一段话:

 

……后来说过这篇东西,谢烨好像不喜欢,说他把自己“写得也太积极了”,……谢烨说《养鸡岁月》“你这样写就不像你了”(意思不是说不像生活中切实的你了,而是不像那个他们共同塑造的艺术形象“你”了)。还听谢烨对顾城说:“养鸡这事儿不是说好了归我写吗?”顾城则笑,说:“归你,归你。”

 

照此“分工说明”,养鸡这个故事,应由谢烨来写却让顾城占了先,虽然长而完整,显然属于计划外成果。而养鸡这件事情,很能展现顾城“实干筑梦”的面貌。


《养鸡岁月》全篇68节,回忆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新西兰激流岛的生活。顾城发现过期报纸上那座待售的房子,约闵福德教授一家赴岛看房,贷款买房,入住之后不断修补房子,他们为在那房子里生活下去付出各样努力,如种菜(顾城自嘲为“农业”),采野菜、打野物(“采撷业”“狩猎业”),养兔子,在自家屋后发现笼圈遗迹,在邻居家和集市发现鸡和鸡蛋的价值;于是,他们养鸡,从两只鸡、一个小鸡圈起,林间追鸡,配种孵鸡,扩大再生产,翻建养鸡场,直养到二百多只鸡,每天收获几乎200个鸡蛋。然后岛政府干预,不得不痛杀群鸡,结束这“盛大”岁月——顾城自许为“畜牧业”“养殖业”“商业”时期。虽然“一段一段”写成,本书校注者看来,尚属“作者初草,……有提纲性质”(比如其中人名,“谢烨”和“雷”并称);即便说是待定稿,也已相当完整。读来波澜起伏,趣味横生,许多插曲——比如小公鸡“老爷爷”的生死,比如谢烨借车、学车、开车送鸡蛋的过程,让人怅然感动,又忍俊不禁。

 

2

 

“辑七书简及日记”收录45封顾城致家人、朋友的书信(含谢烨、顾乡附信),28段零散日记,还有间插在《养鸡岁月》《(写给儿子)》”等篇的家信片段,贴身记录下顾城夫妻及孩子海外生活、尤其家庭生活一点一滴、一念一动。细读这些片段,对顾城的日常生活,从收支账目,到吃喝拉撒、洗澡睡觉等等,有精确一些的了解——这是目前顾城研究的一大块空白,也是网络世界众说纷纭最无凭无据、却头头是道的一段。借助这些材料,我们不难对其日常起居进行梳理,对顾城生活的一些谜团有一个相对确实的认知。


比如顾城和谢烨的关系问题。顾城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依赖性”,有他和谢烨设计、“表演”的“公众秀”性质——这“表演”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功利目的——是生活需要。从婚前到婚后,顾城要拉谢烨进文学圈,以便相伴参加各类文学活动,他们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帮助谢烨出名;二是表示生活需要谢烨照顾。顾城早期诗作曾署名谢烨去投稿,“让谢烨尽快地在诗的领域中为人所知,于是一旦诗歌活动邀请他时也可以同时邀请谢烨(他们尚在两地尚未结婚时很憧憬可以同时被邀,结婚以后也是)。”(顾乡语,又见《诗刊》编辑王燕生先生文《两个故事中相同的主人》)1988年9月顾城家信写到:“美国约请是十一月1日到30日,吃住都管(仅限我),还给钱。”这种“仅限我”的活动,顾城会要求会议主办方一同邀请谢烨,理由是他衣食住行离不开谢烨。


原因之二是顾城和谢烨特别的家庭分工模式,“他俩儿在他心目中是一回事,烨学英语、学开车、学打字,他就不学了,他说‘不要学重了,节省下半个人的精力可以干更多的事’。他帮谢烨改诗,改文,有时把自己的放上烨的名字,他回答我说不是作假,烨写的就是这样,她太忙了,他们是分工合作,等烨发表多了就容易了。”(《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9月26日星期日”),这是把家庭男女分工改造、放大到极致的生活模式,各擅所长,合作互补,不浪费两个人的心智。因此,顾城出国多年连英文都不会——可别忘了他还在奥克兰大学讲台上做讲师呢!其实呢,不是他学不会,而是觉得没必要学。


就这样,海外行走的这对诗人夫妻,成功完成了他们的“公众形象”塑造,给朋友圈制造了一个艺术化“无能的顾城”:他生活需要照顾,语言需要翻译,写作需要记录(有人竟因此认为,顾城的作品是谢烨代笔!)。为此,顾城不惜自我嘲笑、自我贬抑、自毁形象,夫妻俩还乐在其中。作为顾家的儿子和男人,他生活的能力并不差,其实是一个肯干、能干、敢干的人。他从小跟父母下乡劳动,回城在街道服务所蹬板车、做木活、清烟囱、掏阴沟等等,无活不干;新补的《在亮亮的天空下》说明,他恐怕还漆过屋顶。为结婚花积攒的稿费在上海买了个独院小房,自建厕所、自个修缮。他能自己使缝纫机做帽子,他烙饼很好,还会做汤;种菜、养鸡、修房子不在话下。


正是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才能明了,《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所记,从10月4日开始,顾城积极主动学英语、学开车,要自己买车,意味着什么:他已经从“依赖”里脱身出来,他要摆脱“无能”的艺术形象、享受“呵护”的幻觉、不处理家务琐事的习惯;他正接受离婚、单独生活的前景;他说,他还有100本书要写,他对自己的未来、对儿子满怀希望。

 

3

 

顾城家书和散谈、纪事各篇,有不少关于儿子的记载,认真梳理,可以做一篇长长的“顾城和他的儿子”专文。意外怀孕,胎检心情,出生情景,取名字的故事(此环节谢烨说法和顾城家书的讲法不同),喂养细节,儿子的一颦一笑、一言一动,相互的逗乐、打闹,还包括顾城打孩子的情况,都记录着,做父亲以后的顾城对此津津乐道。同样是写给儿子表达爱意的文字,对照本卷《(写给儿子)》和谢烨的《你叫小木耳》(见“小说卷”),看看二者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情感质地的差异,是有意思的——也留给读者去感受或理解吧。


顾城对孩子的管教,不过是普通中国父母的严管而已,非要找什么不同,在军队大院成长的顾城或许更严格一些,作为诗人的顾城无疑更敏感一些。看看顾城家书里精心或随手所画儿子像,其好玩和开心,历历在目。顾城行为和情感上对儿子的爱与关心,并不缺位。


本辑里,顾城写给儿子的十二篇文字,是谁——连顾城自己——都没想到,这是他最后的创作。1993年10月2日至7日他坚持与谢烨一起写这些文字,回顾他面对儿子的过程,尤其心理历程。比如他知道儿子到来时,“我第一次感到恐惧,我没想到有这样的事,我必须接受的日子”,第一次听到胎音:“……医生把那个声音播得很大,在整个房间里回应,‘哗哗哗,哗哗哗’,一刻也不停止,我看见一个人,踏着海水,向我走来,我不认识他,害怕,看不见他的脸,他一步步走……”有意外到来引起的惊喜和惊惧,有反躬自省的惶惑和惶恐,尤其是文中反复的自剖和自责:“这是我不好”“我待你不好”“我打了你两下,对你不好”“我用难听的话说你”,“我永远对不起你”!不过像胡适说的,“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既来之,当承担之;害怕和惶惑乃至自责,并不是《(写给儿子)》的主题,他不甘、却不得不接受家庭破碎的事实,顾城心底奔涌着对过去的无限悲伤,也有对未来的满心期待:“Sam,我记得,你那么紧紧地抱住我,在黑暗的树林里,你相信我”,“Sam,我只想牵着你再走一走台阶。”纯净明亮的文字,没有灰暗或绝望的阴影,他在对儿子悄声细语,也向就在眼前、聆听他说话的妻子倾诉,希望“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冯至诗句);现实是伤痛的,甚至痛到绝望,幻想和希望从未离开他的心灵。


然而,第二天下午(10月8日)发生在顾城和谢烨之间的一场意外争执——为何争执?是不是也和孩子有关?已是无法解开和印证的死结——和争执激发的一次冲动,毁灭了两个活泼的生命,毁灭了他们在孩子笑容面前张开的怀抱!这是太过惨痛、太过无奈的结局!

 

4

 

因缘巧合,2004年我开始参与顾城作品辑校工作,受十来年媒体传播的影响,网络上一片“用斧子砍”“虐杀”“蓄意谋杀”“杀人犯”“精神病”等这样凶狠的评判。当代文学课堂上,讲授顾城诗的老师,常痛感顾城其人、其诗难于统一的错位。接触顾城作品渐多,诗全集两厚册,《顾城文选》四大本,顾城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渐次清晰。从《北京文学》杂志读过、随后搜寻到顾乡女士《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单行本,起意对顾城谢烨事件(以下简称“顾谢事件”)的实情作进一步探问。读到《顾城弃城》这本书,翻检十几年前中国大陆、台港媒体对“顾谢事件”的报道,才猛然意识到:一个尚待勘验的生活案件,如何经由媒体抢新闻、做新闻渲染成惨烈的凶杀案件;一场意外发生的家庭冲突,如何被记者、学者、道德家们袖手旁观“深入挖掘”成反人性惨剧。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在我看来,无非一种由个人完形心理诱导产生的错觉,被法国“群体心理学之父”勒庞所称的“群众心理”左右得面目全非而已。


2011年初《南方人物周刊》一篇新译旧文又一次掀起“诗人何为”的网络“义愤”,让人惊讶;2013年海内外围绕顾城辞世二十周年的议论热潮,让人困惑:二十年来,无论学术圈还是大众媒体,“顾城之死”一直未得到实事求是的对待,人们的演绎、学者的研究中,一些早已公开的基本的事实,仍被无视;人们的谈论,仍停留在媒体当年传播的混乱和困惑里。编校“顾城海外遗集”的同时,我开始追问:顾城为什么会自杀?他的妻子谢烨是怎样死亡的?顾城手里真的有一把斧子吗?在“顾谢事件”周围,各当事人、媒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应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人们从这个悲剧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反省?等等。


个人的史料爬梳和考证记录,应当另文表达,毋庸在此赘述。从本卷各辑,尤其“(《英儿》未定稿)”“散谈”和“书简日记”三辑,读者可以明晰、清楚地了解顾城、谢烨和小木耳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联系;有此基础,省视人性与人心的宽度和厚度,体悟生命、命运的偶然和无奈,或许会以悲悯之心去理解、去判断“顾谢事件”这一意外悲剧。


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收入顾乡女士《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的初衷。从史料学原则来讲,第一手资料最可贵。顾乡是顾、谢生活最后十四天的当事人之一,这本书1994年2月初动笔,距离“顾谢事件”发生不到四个月,记录的是她当时所见所闻。不少人说,作为顾城的姐姐,她的叙述能可靠吗?此书之外,我搜集了顾乡1993年10月以来发表的各种文字,注意到旁人记录她的谈话和访问;对比书外文字和书里内容,未见到“问题回忆录”普遍发生的记忆错漏,或刻意掩饰的矛盾出入。这是一本读来让人痛彻心扉、不忍卒读的书,作者怎么会编造、怎么去编造呢?二十多年过去,顾乡一直在等待、一直未等来有同时经历的其他人,对这本书提出质疑。


需提一笔的是,从该书网络版分章节阅读的点击数看(见“顾城之城”网站),读者注意力往往集中在“10月8日星期五”这最后一刻,对此前十三天顾、谢二人的情绪起伏、分合纠结注意不够,他们生活起居细节多被忽视。对试图了解“顾谢事件”发生经过的人来说,这是很可惋惜的。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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