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我厌倦了让苏联为所欲为”:1946年阿塞拜疆危机下的伊朗



1949年11月,年轻的伊朗巴列维国王(右三)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起

文 | 维克多·塞巴斯蒂安

摘自《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已取得出版社授权


这是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政变。1945年12月15日,在首都大不里士,阿塞拜疆人民政府的新任总理刚刚向困惑的民众发布了上任以来的首个公告。他宣称,这个新生的国家将不再是在德黑兰的遥远而陌生的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的一个省。它将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大多数阿塞拜疆人所使用的突厥语将取代波斯语成为新的官方语言。长期以来,伊朗的专制统治者压制自由,而新宪法将保证自由。银行将会国有化。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理想的职业。通过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缺席投票的大地主被没收的土地将会分配给农民。

贾法·皮萨瓦里(Ja’far Pishevari)似乎并非一个民族主义煽动者或共产主义独裁者。他时年52岁,身体健壮,幽默风趣,笑容满面。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以记者为业,也当过共产国际的基层组织者,另有九年时间在伊朗监狱中度过,罪名是“颠覆国家”。他和家人已经在苏联生活了多年,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的军医。直到去年,他除了写过些鼓吹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的激进文章外,基本上默默无闻。当他赢得伊朗议会选举时,他的故事在德黑兰的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成为轰动事件。但皮萨瓦里被禁止在伊朗国王的政府中任职。此后他又再度沉寂。接着,不仅出乎别人的意料,他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领袖约瑟夫·斯大林选中了他作为与苏联接壤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的代理人,他被推到台前以维护苏联中亚战略的新秩序。

贾法·皮萨瓦里

在马可·波罗时代,大不里士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威尼斯旅行者曾这样描述它:“前往东方的主要通道”、“如花园般美丽的都市”、“贸易天堂”。自1392年帖木儿入主后,大不里士在数百年间又历经了许多其他征服者的洗劫。直到20世纪中叶,这里还只是一个尘土飞扬、沉闷乏味的小镇,居民不过11万多人,大多是贫穷的工匠、商人和农民。曾经的花园美景是一去不复返。一些仅存的宏伟建筑矗立在土屋中,看上去破败不堪。但现在这潭死水又重新泛起涟漪。假如要说有什么地方会成为冷战的起点地的话,大不里士正是不二之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仅有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一些高级官员知道,这个世界即将面临一场新的战争。

皮萨瓦里自己占据了最大、最宏伟的遗留建筑之一——一个巨大的、可能还有些丑陋的宫殿,此前曾属于伊朗的一个省长。他在一个巨大的、镀金的、带有十八世纪法国装饰风格的会客室里处理政务,苏联士兵在门外站岗。“他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无情的共产主义官员,”一位访客描述道,“他身高约5英尺5寸,一头硬直的灰发,一个锋利的鹰钩鼻,下面是如同一把小刷子的胡须……(他穿着)蓝色毛边西装,衬衫的领口和袖子不干净,有明显磨损,扣子也没系好。他的手如农民般粗糙,指甲脏兮兮的。”

西方外交官认为这个新国家的真正权力掌握在身材矮小、衣着时髦的默罕默德·比利亚(Mohammed Biriya)手中,他40多岁,是个狠角色,曾以苏联公谊会的首脑身份为煽动革命作了不少贡献。比利亚曾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的专业横笛吹奏者,还曾担任大不里士街道清洁工工会的领导人。他的官方头衔是宣传部长,但更重要的是,他掌管着一支由苏联顾问负责培训的秘密警察部队。在过去的几天中,他们逮捕反对分子,殴打知名人士和其他潜在对手。

皮萨瓦里的人民军已于三天前接管了大不里士及周边地区的警察局、邮局和无线电台、各类典型的革命目标,他们还封锁了所有进入大不里士的主要道路。但没有外来援助,政变不可能取得成功。有大约3-5万苏联士兵驻扎在大不里士及其周边地区。一支俄军先遣队没费一枪一弹就使环绕城市中心及郊区的伊朗军队纷纷缴械。德黑兰的中央政府闻讯后,曾派出一支小型救援部队。但当他们抵达“反叛”的边境省份时,面对着更为强大的苏联武装,在两个城市之间的主干道上徘徊不前。最终,指挥官命令士兵撤退。

苏联宣称他们将会帮助许多有家人在苏联、热爱自由的阿塞拜疆人,将实行“干预”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事件。然而,这是个谎言。早在1945年夏天,苏联已经开始策划接管这一地区,但这一切都在严格保密下悄然进行,以便掩人耳目和推卸责任。这一真相直到五十年后苏联解体时才大白于天下。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和莫斯科的官员精心策划了政变,并予以了财政支持,斯大林甚至对每一个重要的细节都亲自过问。名义上坐镇指挥的是莫斯科的苏联间谍头子贝利亚(Lavrenti Beria),但具体环节则由巴库当地的共产党领袖巴加洛夫(Mir Bagirov)负责。

7月6日,莫斯科的苏联高官峰会上确立了政变的策略,即授权巴加洛夫“组织分裂活动……这将鼓动成立阿塞拜疆自治省”。皮萨瓦里被任命为新组织的领导人,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坚持这一新组织的名称为阿塞拜疆民主党(ADP,,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用这样霸道和无谓的努力,使其看上去区别于共产党和人民党。苏联对阿塞拜疆民主党的过于慷慨的资金援助使得本已窘迫的苏联战后经济雪上加霜。阿塞拜疆民主党推出一份报纸,回避社会主义宣传,但目的在于推动族群紧张关系。

阿塞拜疆民主党由大约3000名忠诚于党的武装人员组成,这些人后来形成人民军队的核心。但克里姆林宫坚持认为,外国装备必须被掩饰得不露痕迹。皮萨瓦里得到了一大笔资助,在当时相当于20万美元,换算成今天的数字则是100万美元。到11月底,阿塞拜疆民主党得意地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已经编制了30支百人战队,发放了11000支步枪,1000支手枪,400挺机枪,2000枚手榴弹和超过100万发子弹,并随时准备武力扫清通往阿塞拜疆自治道路上的任何敌人或障碍。

阿塞拜疆的地理位置

阿塞拜疆民主党的接管让阿塞拜疆人迷惑不解,他们大多数都对民族主义漠不关心。正如其当地的代理人和驻扎部队向莫斯科汇报的那样,贫穷、不在地主的巧取豪夺以及缺水的困境是更迫切的担忧。包括前国王在内的伊朗统治者曾多次试图禁止突厥语,一直遭到人们的强烈怨愤。不过,人们总是违抗法律。几个世纪以来,伊朗境内的各民族彼此较为融洽,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过流血冲突。然而,阿塞拜疆人和其他族群都害怕俄国人。当然,德黑兰的统治者远在天边,不关心阿塞拜疆人的感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穆斯林。除了在大不里士的少数共产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很少有人对与苏联接壤的、被迫生活在无神论和邪恶的苏联人的统治下的阿塞拜疆人有什么亲近感。

苏联方面——尤其是比利亚——知道他和苏联人面临着一场为阿塞拜疆民主党争取民心人气的艰苦斗争。政变发生后,他很快就以惯用的方式应对。一些敢于发出反对声音的部族首领和领袖人物被捕入狱,还有一些则被谋杀。于是异见很快消失。

在为数不多的西方观察者中,有一个名叫约翰·沃尔(John Wall)的人亲眼目睹了苏军接管时的场景,他当时是英国驻伊朗的领事。沃尔一直监视着大不里士的军队动向和人们的闲言碎语,他向伦敦发了一连串的警告电报,但直到政变发生都几乎没有得到回应。现在,他对未来局势持悲观态度,因为他看到苏联同行的所作所为不像驻外使节,而更像是波罗的海诸国的一个常任委员。“对于在该地区已经获得的利益,苏联人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地予以维护。”他在12月中旬的报告中说,“没有铁路通向德黑兰,但有抵达‘自治的’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的铁路……这让人感觉这里更像是苏联而非伊朗的一部分。”

斯大林根本不关心阿塞拜疆人的民族主义愿望。他憎恨他认定的大题小做的沙文主义。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当他认为有任何人想要获得自治时,他的第一本能反应是残酷镇压。他对“民族问题”的通常处理方式是将那些族群全部迁离其家乡,将其转移到数千公里外的陌生地方,以此给他们上一堂有关国家的课。他正是照这个办法处理哈萨克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鞑靼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的,并且杀害数百万人。但一旦形势需要,他也会利用民族主义,玩弄种族政治。

与之前对待东欧诸国不同,斯大林从来没有设想将伊朗变成苏联的一个附属国并在此强行推行苏联体系。他在伊朗的主要目标简单,更趋适度:

他想获得阿塞拜疆南部的石油特权。如果他不明确提出要求,其美英盟友是不会让出世界最大产油国的石油开采权的,苏联也无从染指。所以他不惜冒着激怒西方的危险,对伊朗施压以得到石油。这就是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


阿塞拜疆的石油资源丰富

在二战的大部分时间中,伊朗都被苏联和英国占领。所有盟友都认为伊朗的存在对其联合对抗纳粹德国至关重要。德国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三巨头联盟随之成立以对抗希特勒,而苏联需要的大部分物资都在美国装船后运往波斯湾。很明显,苏联不能失去这条生死攸关的补给航线,甚至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起初并不起眼,但自从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大量的武器、弹药、机器、战争物资以及食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伊朗南部。这里可以陆路通向苏联,苏联与伊朗有1700公里的边境线。

对盟国来说,一个初始问题是伊朗一直在盟国与德国之间保持中立。伊朗统治者巴列维(Shah Reza Pahlavi)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士兵和贵族小团体都有着强烈的亲纳粹的认同感。在1930年代,伊朗已经与德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德黑兰有数百名德国商人、政治顾问和间谍。1941年8月,英苏两国联合向伊朗国王施压,要求他驱逐德国人,他们知道他会不愿遵从这一要求。正如印度事务部的官员对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所说的:“最有利的办法就是把伊朗国王干掉。”

苏联和英国分别从北部和南部进入伊朗。伊朗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9月16日,伊朗国王宣布让位给经验欠缺的21岁的爱子默罕默德·雷扎(Mohammed Reza),此前,他完全被他父亲排除在政治或任何公共生活之外。新伊朗国王的第一个举动是驱逐所有德国人。伊朗人也许都不想那个腐败、暴虐和放荡的旧国王重返王位,17年前,他在一场军事政变后,一直掌权,反对者通常都会“消失”。但老国王的离场方式在伊朗通常被认为是侮辱性的,人们普遍痛恨外国势力的干预,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更是如此。

在数周之内,7万苏军占领了伊朗北部和西部,保卫他们的补给线,并把大不里士作为基地。大约有5万英军控制了包括德黑兰周围的重要港口和地区在内的伊朗南部。伊朗国王签署的三方协议授权让英国占领军武力保卫伊朗安全,但仅限于交战时期。条约规定占领军应当撤退至六个月前的地方。二战结束后,伊朗人民重新夺回国家的政治权力,希望占领军立即撤退。

英国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开始部署撤回守卫部队,但苏联按兵不动。总的来说,占领军在战争期间还算干的不错。例如,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里德·布拉德(Reader Bullard)对苏联在其占领区内为解决当地口粮短缺所作出的努力称赞不已。但随着战争结束,不信任感迅速显露出来。尽管看起来19世纪的大博弈仍在不断上演,英苏两国再次为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展开激烈竞争。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因素改变了这种吉卜林格调式图景:美国首次成为伊朗的重要存在,而且,在中东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美国在战前与伊朗并无实质贸易往来,仅仅是维持低水平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甚至在1936年处于危险境地,当时,因为《纽约每日先驱报》对雷扎汗出言不逊且将其比拟为“一个马夫”,伊朗在持续近一年的争论中撤回了驻美大使。另外,伊朗在国家层面几乎很少能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注意。直到1943年,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声称伊朗对于美国未来战略需要至关重要。1944年末,伊朗有超过5万美国技术员、工程师、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和间谍。其中一些人从事的是针对苏联的伦德·利兹(Lend Lease)计划;另一些人则有效地掌控了伊朗的财政部门和公众卫生领域。如国务院近东事务部门的头目华莱士·穆雷(Wallace Murray)曾夸口说,美国“很快将通过有影响力的顾问团实际掌控伊朗。”

美国在伊朗的影响使得老旧的学院派的英国官员感到沮丧,他们将其视为对英国声誉的一个警示。布兰德发了一系列带着怨气的电报,抱怨那些粗俗和“卖弄”的美国人简直不知道如何“在波斯贵族面前”举止得体。但美国在伊朗的强烈存在对苏联影响颇大,特别是斯大林,现在,他承认在苏联历史上曾宣称有利益所在的地方,美国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斯大林预计在二战结束时苏联可以在数年内占据伊朗部分地区,但是正如他在克林姆林宫向其他巨头抱怨的,他们可能不得不在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情况下撤军。他声称这是无法接受的。伊朗的石油产量超过中东其他地区之和。三十年来,英国通过运管着位于阿巴丹的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的英伊石油公司大肆开采伊朗的石油。苏联方面根据情报知道1943年9月两家美国公司——新泽西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辛克莱石油公司——正在就美国在伊朗南部取得石油特许权与伊朗政府秘密谈判。

更令人忧心的是,据贝利亚手下的间谍的情报表示,其他盟国正视图阻止俄国获得在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1944年夏,贝利亚向苏联领袖报告说:“英国人,可能还有美国人,正在秘密地商量阻止让我们获得油田。”

1944年9月,斯大林派遣他最赏识的手下之一、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卡夫塔拉德兹(Sergei Kavtaradze)前往德黑兰开展石油问题谈判。苏伊双方会谈进展不佳。据发往苏联的有关谢尔盖·卡夫塔拉德兹与伊朗国王的会谈的记录副本显示,这个苏联高官一开始就抱怨说“我们对苏伊两国关系的现状不太满意”。接着,他要求伊朗给予苏联阿塞拜疆5年的石油开采权许可,“作为我们苏联的权利”,并立即生效。伊朗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说战争结束前,伊朗不会做出有关石油特许权的决定。卡夫塔拉德兹愤愤不已,指责伊朗“在实行歧视苏联的单边政策”。此后,他告诉伊朗总理,伊方的这一决定将“导致不幸后果……贵方对我国背信弃义,不友好”。然而,即便是卡夫塔拉德兹表现更技巧性点,他的遭遇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善。伊朗人已经决心拒绝给苏联一个在他们国家的永久立足点。

斯大林对卡夫塔拉德兹空手而回毫不吃惊。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要实现在苏联南部边境获得油田的目标,他认为,这还能以此作为确保苏联边境安全的缓冲区,一举两得。在当时,打赢二战,与西方盟国保持良好关系是第一要务。但在德国投降后的几周内,苏联重新开始了在伊朗的工作。卡夫塔拉德兹再度被派往德黑兰谈判,又再次折戟。现在,伊朗政府说决定权将在议会手中,要等议会新一轮选举和外国军队撤离伊朗境内后才能做决定。正是伊朗的此举促成了苏联利用阿塞拜疆的分裂叛乱来向伊朗政府施加更大压力,将倒霉鬼皮萨瓦里当做工具。

莫斯科的苏联领导层决定了大不里士的政变时机安排。当斯大林认为伊朗人拖延太久时,政变提前了。斯大林算计着,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没什么后顾之忧,但结果证明他错得离谱。尽管没什么确凿证据,西方盟国却确信苏联干预伊朗是全面入侵中东和土耳其的前奏。

皮萨瓦里宣布“自治”宣言后的第二天,伊朗向英美求援。一场主要是有关石油的地方争端从而演变成促成一场有潜在危险的国际性事件,奠定了几年后将道路的冷战危机的模式。世界将越来越熟悉“超级大国”(尽管这个概念还尚未提出)间的不信任和误解、双方间的可怜的情报来源、高度夸张的说辞、害怕显示自己的软弱。美国人要求苏联停止支持叛乱运动,允许伊朗政府重申对大不里士的统治。苏联人说他们的行动对恢复当地的秩序、保护当地的红军防区是必要的。

各方在伊朗问题的争吵几乎导致1945年圣诞节前一周的莫斯科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破裂。此次外长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朝鲜和意大利的和约问题以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新政府组成问题,另外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和平委员会。但是伊朗问题给会议蒙上一层阴影,尤其是当斯大林宣称苏联再也不打算履行7月份波茨坦三巨头会议上达成的苏军在1946年3月从伊朗撤退的协定时,情况更是如此。尽管不过是谎言,斯大林表示,他担心“巴库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最后,各方同意在新年时再次开会讨论伊朗问题,但实际各方僵持不下。

美国总统杜鲁门毫不掩饰他的愤怒和挫败感。入主白宫后,他花了8个月时间试图与苏联人达成交易。正如他在圣诞节后不久对他的主要助手们承认的,他一直态度不一致,甚至在“我们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伊朗问题与苏联开战”这个问题上态度互相矛盾。现在,他决心遵循明确的政策。1946年初,他致信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他说:

俄国人在波茨坦会议后一直让我们头疼……苏军现在在伊朗的驻扎以及苏联挑起那里的叛乱的事实……是少见的暴行。毫无疑问……苏联试图入侵土耳其,占领通往地中海的黑海海峡……除非苏联面对铁拳和强烈的谴责之词,否则一场战争即将发生。他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是“你们有多大决心?”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做任何妥协……我厌倦了让苏联人为所欲为。

还不到半年时间,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矛盾中的战时盟友们变成了敌人——接下来的四十多年里,仍将如此。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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