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龙的传人》作者侯德健:我是大陆的客人,很多意见需要保留



导语

近日,淡出公众视野已久的音乐人侯德健做客《凤凰网—非常道》,分享了他近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创作心路。《龙的传人》《酒干倘卖无》等经典曾让侯德健在整个华人地区备受关注,音乐之外他亦是传奇,在新西兰飘泊的16年里,他曾怀疑“能否再回大陆”,经历几番辗转的侯德健,对身份的界定一直很模糊,他感觉“在很多地方都是客人”——在台湾是“外省人”,在北京是“台胞”,而在新西兰则是“移民”’并称如今“对北京归属感最强”。

从《龙的传人》到《新鞋子、旧鞋子》乃至《三十岁后才明白》,侯德健的作品更多是对人生的思考。对侯德健而言,创作者首先需要“疼痛”,其次是“有足够的智慧把疼痛叙述给他人听”。



【文字实录】


侯德健:曾怀疑能否再回大陆 北京归属感最强

凤凰娱乐:在好多人的印象里面,您就跟传说中的游侠一样,是这么一个人物。其实您又住在最繁华的三环上。

侯德健:“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他也不一定非要跑到昆仑山上、大兴安岭里面去才叫隐居。我选择东北三环这个地方,其实是为了大家方便,因为北京现在交通这么堵,大家平常要见一个面,面对面去说一件事情特别难,你一天如果要出门的话,你做两件事情就没有时间了,这个完全是为了方便,就选择在了这里。那么,至于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偏不偏,这是我心里面的事了。

凤凰娱乐:您在新西兰生活,相对那一段时间也不在很多关心的朋友的范围之内,从偶尔的一些报道中描写的比较风平浪静的生活。

侯德健:种菜,垦地,开车,旅行,做馒头,我3个小时做36个馒头,一个馒头平均揉5分钟,往发酵好的面来揣没发酵的干粉,一个馒头揣它3分钟,一出国立刻就抢光了。

凤凰娱乐:那段时间你想家吗?思乡吗?

侯德健:最想念的是大陆的这些亲人、朋友。

凤凰娱乐:在新西兰你想家的时候,想的是大陆这边。

侯德健:对,因为大陆当时不能回来嘛,我想台湾的亲人,没问题,买一张飞机票,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凤凰娱乐:是不是如果真的完全畅通了,大家的思念反而不会那么强烈?

侯德健:我决定开始思考我要回大陆这件事情应该是1980年的5、6月份,我在泰国难民营,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是更早以前,到1980年以前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回来,1983年的时候我回来了。当然,中间我还有另外一个小选择,那个小选择是去伦敦,去学电影音乐,但是去伦敦学电影音乐对我来讲吸引力不是特别大,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孙玮芒,我的大学同学,他说:“猴儿(就是我)去大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能去,所以他去了。”我觉得他分析满对的。

凤凰娱乐:2006年您回来这一次,您下飞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侯德健:那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一直不能回来,一直不能回来,一直申请,申请有时候好像快可以了,有时候最后又不行了。那一次回来,我还是在这种犹豫中,“真的可以了吗?”“真能回来了吗?”等到飞机下来了,在过海关的时候我就特别地紧张,还好我的朋友来接我,所以海关人都熟,他们也认得我,就觉得好多了。一出海关,有人拿了一束鲜花给我,这下心里面才踏实了,“哎呦,真的回来了!”

凤凰娱乐:《转眼一瞬间》全是在机场写的?

侯德健:不是在机场,是在拿到签证的时候,也就是回来之前三四天的时间。所以,那是在不确定当中。

凤凰娱乐:你觉得北京算家了吗?

侯德健:算。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在很多地方都是客人,在台湾出生的,但是人家说你叫外省人。后来次回北京的时候就跟人说我是四川人,人家说不是,你是台胞。后来到了新西兰移民,那就更是客人了。所以,我一再想这个问题,我这个家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后来我就觉得还是北京。

侯德健:带老兵父亲回乡省亲大陆亲人盼经济援助


凤凰娱乐:你写《龙的传人》的时候还没来大陆。

侯德健:22岁。

凤凰娱乐:先写了歌,当您来次看到长江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侯德健:那是在飞机上,飞机是从香港起飞的,然后我一上飞机就跟空服人员说了,我说看到长江的时候告诉我一下,看到黄河的时候告诉我一下。所以,他们都告诉我了。

凤凰娱乐:你什么感觉?

侯德健:脑子里面就是柴可斯夫基的《D大调钢琴曲》,它是特别一种浪漫的感觉。这种经历没有办法当作是旅游,那不是一次旅游。

凤凰娱乐:你次回老家的时候,见到直系亲属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反应?

侯德健:我是先到了湖北,找到跟我父亲一起上学的堂哥侯德庚,他已经给我介绍了很多东西了。我还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因为我父亲的英文比较好,数学是一塌糊涂,考试的时候都是抄我堂哥的,那个时候用四川话就是“我那个数学啊,都是我堂哥给我打PASS的”。

我四爷爷有最后的一个太太,当时恐怕是80多岁了,身体还不错,跟我说话,说了半天,差不多已经说了一两个小时了吧,她突然发现说:“你……能说我们这里话呢?”我的口音完全是我们家乡口音,从我爸爸那边拷贝来的。我们从小,我到了上中学,才开始知道有普通话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四川话,整个台湾的空军基本上从成都、重庆、昆明这些地方飞到台湾去的,我们在家里面或者学校里面连老师都是说四川话,一直到了上中学我们才知道我们讲的这个不是普通话。所以完全没有,一点点的陌生感都没有。

凤凰娱乐:从大陆这边的一直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的人来讲,情感是非常复杂的,从昨天不太敢承认他家里有一个亲属是台胞,到第二天可以了,然后马上“我们有没有?”特别欢迎再来相认,特别是会有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他们的情感又很朴实,又很复杂,可能不光是一个亲情感情这么单纯的东西,您有没有感受?

侯德健:非常明确,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因为我父亲是,又是黄埔军校的,又是个军人,他到了台湾以后,我们家在大陆确确实实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多大呢?大概跟一般有台湾亲属或海外关系的人差不多,我父亲有一个弟弟,他跟我父亲年龄差很多,他就是所谓身受其害的,从他们那里就可以感受到。他的讲法是这样的:“我每天都在想,我哥哥什么时候回来了,提着一捆一捆的人民币就走下飞机了。”

凤凰娱乐:这是很多老乡很朴实的愿望。

侯德健:对。

凤凰娱乐:可能也是那时候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侯德健:这是很普遍的,应该在1987年开始一直持续了至少有十多年。



侯德健:艺术家要有足够智慧将疼痛变成作品


凤凰娱乐:到了这个时候,年轻人怎么能够平衡好个体的生活状态和家国情怀的部分?

侯德健:这个是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的疼必须你自己解决。那么,正因为你的疼是你自己解决的,所以你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凤凰娱乐:如果是作为艺术工作者呢?艺术和政治之间,显然不会产生互相绑架的关系,不太好。

侯德健: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搞艺术的,搞文化的,搞创作的人,最关键的事情,首先是你疼不疼?第二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把你的疼叙述给别人听,然后让和你有一样疼的人得到了安慰或者是找到了一个“不是我一个人在疼啊,原来那么多人都在疼!”你能不能做得到?如果能够做得到,那就是下一个超级新星。崔健做到了,他的《一无所有》一喊,喊得我都觉得对,“我也一无所有!”

凤凰娱乐:这话跟问我自己似的。

侯德健:差不多,每个人都在里面。

凤凰娱乐:可能和媒体的关系贯穿了您这几十年所有的生活,有时候媒体成为您表达观点的很好通道,有的时候反而成了曲解你的罪魁祸首,您怎么看和媒体的关系?

侯德健:作为公众,有知情权;作为名人,有被知情的义务。你就有义务尽可能地满足一般观众和群众对你的一个好奇心,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会是我的一个困扰,从来没有过。

凤凰娱乐:即便是你的某一个观点被断章取义,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

侯德健:那当然,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世界不是的。,我当时也希望透过媒体把我的想法和观点传达出去,我怎么能要求别人百分之百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呢?《龙的传人》那首歌本来也不是我希望编曲或者演唱的味道是那样的,其实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版本,但是歌就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一旦发表了,就是嫁出去了,嫁出去了以后,她不姓侯了,我就不能再过问了,谁都有权利按照他的理解方式去唱,我不能够有任何意见。


侯德健:我是大陆的客人很多意见需要保留


凤凰娱乐:表面看起来,人人都有表达权利,包括自媒体的渠道,但是这里面观点良莠不齐,而且很多不是真正的事实,信息变得庞杂了。你觉得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之后,表达观点是更容易了,还是还不如以前了?

侯德健:大浪来的时候,珍珠和沙子是一起上来的,你不能说我们只要珍珠不要沙子,这个浪打不进来的。那么,工具本身是一个中立的,工具就不应该有倾向性的,至于有的人把这个工具用得好,有的人用得不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汰,它会出现一些好的媒体、好的自媒体,即使它只有10万、20万、30万人看,没问题的,它还能生存下去。

凤凰娱乐:您自己玩微博吗?

侯德健:不玩,太麻烦。

凤凰娱乐:也不“潜水”吗?

侯德健:“潜水”也不行,除非我老婆告诉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在她手机上看一看。

凤凰娱乐:怕什么麻烦吗?

侯德健:有一个微博,要花多少时间去维护它?你写还是不写?你有那么多话要写吗?没那么多话要写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硬塞进去还是瞎凑进去,都不好吧。我的性格就不是属于那种适合做微博的人,因为我没那么多话要说,这是点。第二点,有些问题我不想回答,我就不回答了,我就不是一个很称的博主,我就不称职嘛,不称职就做不好,咱就不做呗。

凤凰娱乐:我看材料的时候,对您那段经历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您小时候读鲁迅全集的那一段。鲁迅和您都不玩微博,但你俩都在微博上。现代人别说读鲁迅全集了,一篇文章一千字可能都不愿意读完,我们要的是一句话、一个耸动的点,只要这个东西。可能以前你会通读完鲁迅全集有一个体系之后再去判断鲁迅,而现在这个世界是拿一个片断、一句话,你会觉得现在的这个环境跟你的体系形成有点冲突吗?

侯德健:这种网络时代,我一直是很期盼的,资讯的来源、资讯的取得成本、个人的时间成本都要相对地低了很多,我们会变得更清楚、明确地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资讯或者是想解决自己想问的问题,这个太好了。

凤凰娱乐:但是如果我们把大资讯、开放式的资讯,变成“菜市场”、“大超市”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大超市”里面现在排行榜上的话题,基本上都是消费性、娱乐性的话题,真正涉及到我们公共利益或者涉及到一些需要有观点、真知灼见的,这种往往不会成为大众化的议题。

侯德健:它本来就不是大众的议题,本来这个世界也不需要大众去考虑那么高精尖的问题,大众就应该八卦一点嘛,就应该问“谁跟谁好了没有啊?离了没有啊?结了没有啊?”这种事情当然是大众的普遍需求。这种代表性的就是英国的太阳报,皇室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谁谁又被谁拍到了什么照片,像这种东西才叫做大众需求,这是娱乐的一部分。

如果是真正比较深刻的问题,或者是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是科学性的问题、哲学性的问题,那本来就是很少人之间的问题。这几年我在大陆那么多地方走来走去和我次到大陆1983年到1990年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说当医生的就可以好好当医生,开饭馆的就可以好好去开饭馆,你不用在意或者过问其他的事情,你有机会能够把你的专业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到最后,这过去在中国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这是很难、很难得的一个现象。也许对某些先进的国家来讲这好像很正常,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是最近才有的,以前没有这个事情,以前是动不动大家就去上政治课、开会去了,我以前在东方歌舞团也参加过开会,那多浪费时间的事情啊,大家为什么不去搞专业呢?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每一个搞专业的人都可以相对地受到比较少的干扰,去做自己的专业,这是一件太开心的事情了。

凤凰娱乐:现在您对于一些公共事件、公共话题还有表达分享的欲望吗?

侯德健:私下可以,公开的我就不想了,因为我的身份是个台胞,我进来是拿台胞证,我需要签证,我是一个客人。那么,如果我的观点主人不喜欢,我可能就拿不到台胞证了或者是拿不到签证了,我就不能再进来了。同样地,如果大陆的同胞去台湾旅游,台湾在搞选举,你可以去看,很热闹,但是如果你对台湾有特别强烈的台湾不喜欢听到的一种意见,我建议你别发表,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是个客人,让他们自己去吵去吧,你作为一个客人在那边,爱观光就观光,爱做什么做什么,不要超过你的界限。我现在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杠杆,不是说我没有意见,而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客人,我宁愿把这些意见保留了,给自己特别好的朋友分享分享。

凤凰娱乐:这个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侯德健:这个转变应该是差不多二十年多数年了吧,应该说二十多年我都没有公开(说过),因为在台湾我自己也是一个客人,也不适合去说太多刺激哪一个阵营的话。我整体的感觉,我们过去二十年台湾叫“政治暴发户”、“民主暴发户”,我整个对台湾想说的就一个字,“噓!”够吵了吧,需要那么吵吗?当然,小孩子拿到新的玩具,不管是选举也好,游行、示威、抗议这些东西就好像是台湾的玩具,这种玩具,小孩拿到新玩具总是很新鲜,很热衷,热衷了一些时间以后,过个几十年就不会那么热衷了。

侯德健:痛恨用民粹主义阻碍进步力量



凤凰娱乐:我看《三十以后才明白》,我无意中看到一个评论,据说还是一个很专业的人,评了一句话说:“当年的歌手已经远走他乡,让我们用歌声记住他爱国的热情。”

侯德健:在我这一代人来讲,爱国是一个正常的事儿。那么,我小时候听我外公或者是我父亲讲的都是满清末年的事情,一直到军阀割据,一直到抗日,到国共内战,一直到台湾。所以,这是我的背景,我外公经常讲的话就是首先你得要不挨打,第二你得把饭吃饱了,你才能去谈所谓的发展问题,先谈生存的问题,再谈发展的问题。那么,在所谓爱国主义这一块,他有很纯真、很单纯的一面,这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历史所造成的,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一直到我这一辈,我们都有历史的这个烙印在里面。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要强,强到不挨打,能生存之后才能谈发展的问题。这个东西它也没错,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太多的人把泛爱国主义,把什么东西都归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当然会让人变得非常反感,或者是用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去阻挡一些进步的事物,那这个更可恨了。

凤凰娱乐:您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我们聊一些不疼不痒的事,让痛和痒留下,留给自己。”到现在为止,那个痛和痒的部分大了还是小了?

侯德健:会疼会痒的东西,它总是在那儿,要是一个人不痛不痒,那基本上就是植物人了。这些会疼会痒的事情少,越来越少了,这就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差别,青年人/年轻人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中年人会选择他们能做的事,他会把他想做的事情可能放到旁边去,因为那些事情有可能的话,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如果还有精神、还有力量力气的话,可以去做一点。

凤凰娱乐:我刚才其实特别想问的是,一个对生命非常有热情、创作力很旺盛的人,对世界有很多的观点、看法,之前通过做音乐、写歌、写文章都可以直抒胸怀,表达自己。等你自己亲手放弃这些可以表达的渠道的时候,你现在靠什么来疏解你创作的冲动、表达的冲动?

侯德健:年轻的诗人,中年的散文或者是游记作家,老年的小说家,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五六十年的生活,他怎么去写小说?但是,你可以在十来岁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次的蒙蒙胧胧的感受,你突然一下一把抓住了它,三五行写出一首诗来,它可能流传千古。但是到了你变成老年或者起码中年以后,到老年的时候这个东西消失掉了,或者说你不再对这种三五句话能说明一个问题或者抓住一个题目感到兴趣,你会对小说感到兴趣,尤其是长篇的、有结构的,尤其是大电影。所以,你说热情是不是消失了?我觉得只要人有一口气,他都还是有热情的,但当你把热情浓缩到一首歌里面的时候,那是特别浓的,那是高浓度的,都可以造原子弹或氢弹的。但如果你把这些多的热情平平地给铺开,铺在300万字、3000页的长篇小说中的时候,每一页的热度都不是会太高的。

凤凰娱乐:现在您也比较享受后种的状态,是吗?

侯德健:我现在的感觉,如果能有机会把想做的事情做成,就非常了不起了,对我来讲就非常好了。

凤凰娱乐:您当年曾经说注定成不了浪子,是因为有传统文化那部分的情,您现在还这么看吗?

侯德健:不同的时代,“中华文化”这四个字有不同的意义,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这个时代有几个特征:,中国的经济GDP全世界第二了,我们单日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金额量已经是世界记录了。那么,再过几年,我们的电影院和北美是一样多了,我们的票房可能跟它也差不多了。在2008年奥运我们拿了一百多块,拿太多了,当一块都没有想去争取块,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到2008年也不过就24年。所以,对于拿和民族主义、民族情绪、爱情主义,这个二十年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了。那么,我们或者是说以后再下一代的人,“中华文化”这四个字怎么去定义它?怎么去介绍给别人?这就是一个最新的挑战了。

凤凰娱乐:很大的课题。

侯德健:很精彩的一件事情。首先,你选什么?你讲什么,你不讲什么?这个都是随着时代在改变的。所以,时代已经变了,你不能不变,我也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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